何林：请历史记住他们 ——“两弹一星”研制给我们的启示

何林：请历史记住他们 ——“两弹一星”研制给我们的启示

　　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学习“两弹一星”精神的体会。

　　1999年5月6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媒体同时刊载了一篇文章，叫《请历史记住他们》，作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期间在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同志。他的这篇文章刊登之后，在全国科技界，包括国防军工领域都引起了巨大反响。随后，中国科学院再次以《请历史记住他们》为题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由厦门大学出版，共41篇文章，除了杨振宁写的一篇回忆邓稼先的文章之外，其他文章都由亲身参与了“两弹一星”研制过程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相关领导同志所撰写。另外还要向大家推荐一本跟“两弹一星”相关的很重要的书，就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原国务委员宋健同志主编的《“两弹一星”元勋传》。这本书由23篇“两弹一星”元勋的传记组成，全面展示了“两弹一星”元勋们的成长历程和经历。上面提到的两本书是我今天跟大家交流学习心得的主要资料来源。

　　1999年的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下图是授奖仪式上拍的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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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里包括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等人。23位专家中有七位当时已经不在人世，所以是追授的，还有一位是钱学森院士，他因行动不便没有来到现场，因此现场接受颁奖的一共是15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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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全部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的院士21位。在他们当中有17位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过，其中15位是在投身“两弹一星”事业之前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当年的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事业之间的紧密关系。颁奖时间是1999年9月18日，时光倒回68年前，1931年的9月18日却是中国历史上相当黑暗的一天。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很快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所以也被称为“东北沦亡纪念日”。在1999年“两弹一星”元勋授勋之后，聂荣臻元帅的秘书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达过这样一层意思，之所以选择“九一八”进行颁奖，目的是说明中国人不仅在政治上站起来了，在科技上也站起来了，任人宰割的历史将永远成为过去。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段王大珩唱卡拉OK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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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珩当时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几个学生请他吃饭，席间大家唱卡拉OK助兴。王老一开始说听大家唱，自己不唱，后来看到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几对衣着鲜艳的青年男女，他们踩着轻快的节拍翩翩起舞，歌词唱的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的表情一下子凝重起来，主动要求说要唱这支歌，还特别强调不要伴奏，伴奏会失真。

　　关于王老唱歌，书中有一段描写，我们来看一下：

　　王老的嗓音既不圆润，也不嘹亮，唱到高音处还能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但王老的歌声饱含着情、浸透着泪，每一句话的歌词都仿佛从心底流出，整首歌一字不落地唱完后，房间内一片寂静，充溢着悲伤的情绪。随后王老跟大家讲，1937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七七事变”爆发之后，王老也加入了南下逃亡的队伍，《松花江上》这首歌是王老在逃难的船上从几个东北流亡大学生那里学来的。开始船上只有这几名大学生唱，后来全船的人都学会了，一起唱，大家轮番唱，整整唱了一夜，还有很多人跟着哭了一夜。所以王老跟他的学生讲：“不是所有的歌曲都适合拿来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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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另一位“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他是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同时也是2017年八一建军节习近平总书记授予的十位“八一勋章”获得者之一。1937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大学，正赶上史上著名的浙大西迁。浙大的校史馆中有一幅地图，描述了当年浙江大学在抗战期间从杭州经过江西、湖南、广西，最后到贵州遵义落脚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几个时间点：1937年9月，程开甲这一届新生刚入学就迁到了浙江的西天目山上课。到了11月，敌人在浙江嘉兴全公亭登陆，学校迁到杭州建德。又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37年12月，敌陷杭州，浙大师生历尽艰险，分批到达江西吉安。到了1939年12月，敌扰贵南，学校西迁遵义市湄潭县永兴镇，直至抗战胜利。所以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学习会受到多么大的影响。每次学校搬迁，除了学生和老师要走，很多仪器和图书当然也要跟着走。有一次搬迁过程中经过水路，物理系的几箱书掉到了河里。到了目的地之后，在老师的组织下，程开甲和同学们一起把书一本本地晾开、晒干，看着那些受损的图书，程开甲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程开甲在学校时就非常爱读书，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程book”，但他流泪却不仅仅是因为爱书，更主要的原因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被侵略者追赶着到处逃跑、躲藏的屈辱和愤懑。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正是“两弹一星”元勋和以他们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工作者，满怀报国热情，在“两弹一星”研制中坚韧不拔、突破万重难关的动力之源。

　　我们这里举的是王大珩和程开甲的例子，如果大家阅读《“两弹一星”元勋传》，会发现许多元勋都对当初被侵略的这段历史记忆犹新。

　　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和大家交流一下学习的体会。

　　一、伟大的战略决策——“两弹一星”

　　原子弹

　　1945年7月16日，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爆炸成功，其杀伤力和威慑力震撼了全世界。美国“曼哈顿工程”理论设计师奥本海默在试验现场看见升腾而起的蘑菇云，想起了古印度圣诗《薄伽梵歌》中的两句话，一句是“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呈威；只有一千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另一句话是“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美国试验成功后仅20天，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死神就分别降临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上空，蘑菇云升腾起来的瞬间，几十万人的生命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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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上面这张图，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仔细看图上用红圈圈出来的部分，是四个站得笔挺的人，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呆若木鸡。

　　1946年8月6日，这次爆炸之后一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同她的谈话中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但实际上并不可怕。”这番话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的英雄气魄。原子弹的威力毛泽东当然知道，但是我们不能也没有在气势上被吓倒，一旦具备了条件，我们中国也要研制。

　　1954年10月，中国在广西发现了铀矿，三个月后，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主题就是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在开会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4号，周恩来总理邀请李四光、钱三强两位科学家来到中南海，主要是跟他们商量这个会该怎么开。周总理请两位科学家给书记处的书记们讲原子能，尽可能要讲得通俗，不要用太专业的术语。同时周总理还提示说，可能的话能不能带一些试验仪器，做一些演示。在嘱托过李四光、钱三强之后的当天晚上，周总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工作便函，内容如下：

　　主席：今日下午已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一波、刘杰两位同志参加。时间谈得较长，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续谈。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最好能在明(十五)日下午三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外，彭、彭、邓、富春、一波、刘杰均可参加。下午三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

　　从这封便函我们可以看出周总理配合毛主席工作的一种细致的工作作风，同时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像李四光这样的大科学家是多么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总得来说，1955年1月15日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拉开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大幕。

　　导弹

　　导弹和火箭是密不可分的。现代航天学和火箭理论奠基人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有一句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被束缚在摇篮里”。比齐奥尔科夫斯基年轻二十多岁的被称为现代火箭之父的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戈达德也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昨日的梦想是今天的希望，是明天的现实”。回顾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很多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首先在军事上取得应用的，火箭也不例外。火箭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导弹，它是一种远距离的攻击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首先使用了导弹，隔着英吉利海峡攻击伦敦，造成了很大的恐慌。他们的带头人是被称为欧洲火箭之父的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奥伯特。

　　巧合的是当时我们“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黄纬禄先生正在英国留学，他所实习的那家工厂就受到了V2导弹的攻击。导弹就在他的办公室外爆炸，他的好几个同事都在这次袭击中丧生。黄纬禄院士在自传中提到当时英国的工厂对外来人员有一个照顾，正常上班时间是八点，但是外国人可以八点半来，就是这三十分钟救了他一条命。

　　刚刚我们说德国的奥伯特带头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枚火箭，在他的团队中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就是韦纳·冯·布劳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归顺了美国，后来为美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69年，运载阿波罗11号实现载人登月的大推力土星五号火箭，其主设计师就是这位冯·布劳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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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张照片是在德国领土上，德向美军投降的一个情景。1945年，美国踏上德国领土，同时派出了一支科学考察团考察德国的军事工业，因为那时德国在军工领域非常强大。冯·布劳恩向美国投降，就要先由美国的军事考察团对他进行审问，了解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而审问他的人当中就有我们中国的钱学森。大家看下面的照片，这是1945年4月美国军事考察团在德国的照片，站在左侧的就是钱学森。这些人都穿着美国军装，实际上他们都是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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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次考察还有一张照片，有的同志可能很熟悉。钱学森坐在中间，旁边的两个人分别是加州理工学院非常著名的教授，空气动力学大师，同时也是钱学森的博士生导师西奥多·冯·卡门，以及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教授、流体力学奠基人路德维希·普朗特。这三个人是师生三代，这张照片是他们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相聚，就是下面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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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这次相聚有些尴尬，因为冯·卡门和钱学森是美军的考察团，属于盟军军官，而路德维希·普朗特是战时服务于纳粹政府的科学家，所以他们之间是审问与被审问的关系。

　　这次考察结束之后，美国的科学考察团写了一份战略报告，叫《迈向新高度》，后来人们评价这份报告为美国空军的发展描绘了蓝图。《迈向新高度》共13卷，由冯·卡门主笔，他一个人撰写了其中的两卷，余下的11卷由剩下的26个人一同撰写，钱学森参与了其中5卷的撰写，有19个人只参与了1卷的撰写。从参与撰写内容的多寡和范围来看，钱学森是《迈向新高度》的重要执笔人之一。今天，《迈向新高度》在美国的网站上已经被解密，其介绍中也明确说明了钱学森作出了主要贡献。那么在当时，正是因为钱学森有这样的工作经历和背景，所以从1955年10月到1956年2月，在钱学森回国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就分别受到了陈赓、彭德怀、叶剑英等军队高级将领，以及周总理和毛主席的接见。国家领导人和军方高级将领之所以反复跟钱学森接触，目的就是想了解导弹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以及我们中国能不能自主研制导弹的问题。

　　1956年2月，钱学森向周总理呈交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同年10月，我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制机构国防部五院成立，它是我们今天的中国航天科技和中国航天科工两大集团的前身，航天口的人都称它为“老五院”。钱学森回国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1956年2月开始兼任国防部五院院长。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把主要的时间和工作精力都放在了五院这边。从创立国防部五院开始，中国的导弹和火箭事业就此展开，这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起点。

　　卫星

　　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人类航天时代的来临。英文字典里因此多出了一个词，叫Sputnik，它实际上是一个俄语单词，意思是卫星。那么它被加到了英文字典里仍然是卫星的意思，只是特指俄罗斯人研制的卫星。这主要是由于美国人提出卫星研制比苏联人要早，最终苏联人却率先发射成功，这一事实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因此紧跟着Sputnik这个词的还有一个词组叫“Sputnik moment”，就是苏联卫星诞生的时刻，美国人希望以此提醒自己要认识到威胁和挑战，必须加倍努力，迎头赶上。美苏的太空竞赛也由此展开。

　　1957年苏联人成功发射卫星之后，次年的5月17日，毛主席就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中国科学院立刻响应，成立了“581”工作组，协调中国科学院的若干个研究所，如力学所、自动化研究所、电子所、化学所、地理所等等，一大批研究所都参与其中，开始卫星的研制工作。

　　最初我们对卫星的认识不够全面，曾设想在1959年的国庆发射卫星，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冷静下来了，冲天的热情不能代替科学，要学习再学习。赵九章院士、杨嘉墀院士及钱骥都在自传中提到了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于是1959年初，中央向科学院下达了新的指示，就是先不提发卫星，改为发射探空火箭，就是把火箭打上天，探测高空的各种物理环境，但是并不能够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也不会绕着地球转。与此同时，钱学森所领导的国防部五院一直在积极开展、推进导弹的研制。

　　直到1964年下半年，赵九章到导弹发射基地参观了一次发射试验，之后他跟钱学森进行了交流，两个人得出了共同的认识，就是我们国家研制、发射卫星的时机已经到来，应该立项成国家任务。1964年12月底，赵九章上书给周总理；1965年1月，钱学森通过国防科委向中央建议，都是在说卫星国家立项这一件事。到了1965年5月，中央专委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卫星工程上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称国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为“651”工程。

　　“两弹一星”是国家最高领导层审时度势，从国家利益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体现了人类科技发展的最高成就，科技界在决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两弹一星”科学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两国关系非常友好，在这一大背景下，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为中国的导弹、原子弹研制提供专家技术、留学生名额，以及实物、模型等。1958年4月，赫鲁晓夫向毛泽东同志建议在中国建长波电台，7月又提出要建联合潜艇舰队，都被毛泽东同志拒绝了。毛泽东同志说不允许外国的军事势力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友邦如此，敌对国就更不要说了。那么随着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越来越大，1959年6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终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执行，苏联专家陆续撤回国内，技术图纸等也都一并带走了。截至“协定”终止，苏方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导弹的实物，但是原子弹的教学模型直到最后也没能落实。中苏关系闹僵以后，苏联方面称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我们中国当然不能示弱，即使一百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中国人民也不会向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低头，也不会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下跪。当然只有气概是不行的，还要有谋略。于是中央向有关方面下达指示，苏联人靠不上了，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最后实践证明我们没有用那么长的时间。

　　通过阅读有关文章我们可以得知，苏联的专家其实对中国是友好的，是有感情的，但是他们必须服从自己国家的决定。其中有一位苏联专家，好像还是他们的一个组长，临走时对二机部部长刘杰说了这样一番话：“没关系，我们走了，你们有王淦昌”。

　　王淦昌1930年赴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女物理学家迈特纳。1934年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前面我们说程开甲1937年入学经历了浙大西迁，王淦昌作为老师也经历了浙大西迁，后来落脚在贵州遵义。以遵义的环境来讲，科研条件肯定非常差，没有建物理系的实验室，就在遵义城外的山包上把物理系的一些简陋的仪器放在里面。据书上所写，简陋的仪器与孔夫子的牌位相映成趣，没有直流电，就用一辆旧汽车来充当发电机。在这种环境下，王淦昌依然坚持着对科学问题的思考。通过看传记我们可以知道，在当年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时期，国外的学术期刊依旧能够辗转寄到地处遵义的浙大，当然有时会来得晚一些，有时会断期。王淦昌就从这些期刊中搜寻重要的科学问题。

　　当时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已经推测出一种基本粒子的存在，但在实验上还没有证明，今天我们称这种粒子为中微子。很多物理学家都在想方设法来证明中微子的存在，王淦昌也是一样。有人通过写实验方案，有人通过做实验，以王淦昌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不可能做实验的，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所以就写了一篇不长的文章，里面提到了关于中微子探测的一个建议。他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当年就有美国人按照王淦昌的思路开始开展实验研究，包括十年之后，一位美国科学家最终通过实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他所遵循的思路也是源于王淦昌的这篇文章。上世纪五十年代，王淦昌在莫斯科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在他的指导和带领下，他的研究小组取得了一项重要发现，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这项发现在国际物理学界获得了高度认可。之所以讲这些，是想说明一件事，王淦昌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

　　1961年4月3日，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钱三强找王淦昌谈话，向他说明了国家要研制原子弹，苏联指望不上了，专家都撤走了，只能靠我们自己国家优秀的科学家，询问他愿不愿意投身其中。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愿以身许国”，从此，他更名为王京，隐姓埋名，国际物理学界再也无从知晓王淦昌的科研工作。

　　另一位物理学家彭桓武也是在同一个时期被钱三强找到谈了话，彭桓武的回答也非常简单而干脆：“国家需要我，我去。”从很多报道中都可以看出，彭桓武是一位大智若愚型的科学家，考虑问题非常地深刻。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上世纪九十年代有记者问彭先生，国外工作、生活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要回国，能不能说一说理由。彭先生的回答是：“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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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离我们最近的两个人，左边是彭桓武在爱丁堡大学的导师马克斯·玻恩，195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右边是埃尔温·薛定谔，他是1933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留学期间，彭桓武曾在马克斯·玻恩的推荐下两度在薛定谔的手下从事研究工作，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对彭桓武的科研能力高度赞赏。但是我们看的这张照片是马克斯·玻恩和他的同事及学生的合影，里面并没有彭桓武，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回国了。有趣的是其中包含着另一位“两弹一星”勋奖章获得者，在第二排左边，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程开甲院士。所以在马克斯·玻恩那儿，程开甲是彭桓武的师弟。照片第二排中间那个人，他也是一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北大教授、物理学家——杨立铭先生。既然说到杨立铭先生就顺便多说一句，他的夫人也是一位院士，是我们国家计算机科学的开创人之一夏培肃。据初步统计，我们中国科学院有13对院士。

　　接下来再介绍一个人。原子弹爆炸的过程涉及到许多力学问题，1960年，钱三强请钱学森推荐这方面的负责人选，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当时的钱学森是力学所的所长，而郭永怀是副所长，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早在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建立起来了，他们都是著名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的学生。郭永怀比钱学森大两岁，但是按拜入到冯·卡门的门下，去加州理工念书的时间来算，郭永怀比钱学森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学森算得上是郭永怀的辅导师。因此，钱学森对于郭永怀当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的科研工作非常了解，并发自内心地欣赏他的科研精神。钱学森在一篇怀念郭永怀的文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郭永怀之所以能做出这两项重要成果，是因为他有见识，遇事看得准，而一旦看准，就有胆量去攻关。当然这是我们从旁见到的，我们也许看不到的是他刻苦的工夫、呕心沥血的劳动。”

　　1960年5月，郭永怀在担任力学所副所长的同时兼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西北核试验基地返回北京，不幸因飞机失事壮烈牺牲。我们之所以用壮烈来形容，是因为当时飞机已经到达北京上空，在距离地面几百米的地方突然失火，后来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发现他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抱在一起，两具遗体被分开以后，人们发现郭永怀的公文包就夹在两个人中间。生死关头，他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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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1988年郭永怀牺牲20年之际，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在院落内安放郭永怀塑像时拍摄的照片。王淦昌、彭桓武都来参加了这次塑像揭幕仪式，以向他们昔日的战友致意。另外参加的人还有“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院士和陈能宽院士，最中间的是一位军人，名叫李觉。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都是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而所长就由这位李觉将军来担任，因为核武器研制本质上是由军方主导的一项工程。郭永怀在世的时候常对他的学生讲：我们这一代，你们以及以后的两三代，要成为中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通过刚才以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为例讲述的一些故事，大家不难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其实不只他们三个，23位“两弹一星”元勋绝大部分都有留学经历。下面这张图展示了他们在国外大概待了多长时间，计算方式是回国时间减去出国时间，名字与时间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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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字的名字是念了博士学位后回国的，蓝色字体说明是硕士学位，而黑色字体是在国外做访问的。

　　上面一共列了21个名字，23位元勋当中只有于敏、钱骥两位是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当然，没有出国留学不等于贡献小。在国家卫星研制初期，钱骥协助赵九章在协调各大部委的需求、国家卫星研制的规划方面做了很重要的贡献。于敏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我们国家氢弹理论的突破就是由于敏完成的。于敏在自传中说过这样的话：“时代的使命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于敏起初醉心于理论物理的基础研究，但钱三强跟他谈过之后，他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根据国家需要选择研究方向。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大批中国科学家特别是核物理学家从国际学术界消失了，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星消失在他们过去的灿烂天空里，他们被民族的声音召集在一起，隐姓埋名，把理想和智慧，一腔热血都奉献给了“两弹一星”这个崇高而神圣的使命。

　　三、艰苦困苦，玉汝于成——中国的自主研制之路

　　“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很大的工程，每一位科学家的故事都可以做一个专题，无论是原子弹、氢弹，还是导弹，每一个项目都可以专门去讲，所以内容非常多，今天我就挑其中的几段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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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左侧是原子弹内爆发爆炸原理的示意图。中间的圆形就像一个足球，在它表面的六边形上有引信来引燃高能炸药。如果把它剖开就是右边的图，灰色和深灰色区域都是高能炸药，按照一定的规律布放，而绿色和蓝色都是核燃料。引信引燃高能炸药之后，产生的爆炸波会形成一个球面波向中间汇聚，进而压缩核燃料。等到核燃料被压缩到极高的密度，超过临界值之后，中间的中子（中子点火器）释放，就会发生核裂变反应。这是原子弹爆炸过程的一个通俗解释。要实现这样的物理变化过程，必须对爆炸波的传播规律、高温高压状态下的物质状态方程以及中子的传输等知识都有所学习和了解。这些书如今静静地躺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书架上，几乎无人问津了，但六十年前，它们都是我们国家研制原子弹所必备的参考书。1958年，年仅34岁的邓稼先就担当了核武器研究所理论设计部主任这样一个重任。这个部门首先要从理论上做好设计，他手下是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刚才我们说的需要的知识储备，就是那些参考书，他们都没有学过，所以邓稼先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大家一起学习。为了提高学习效率，他们把内容刻在蜡板上，然后通过油印的方式印成册子，人手一册。邓稼先还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大家分头学，每个人负责其中的几章，由先学的那个人主讲，讲完之后大家讨论，以提高学习效率。《超音速流和冲击波》这本书就是由邓稼先给大家主讲的，而邓稼先本人也是边学边讲。

　　1961年前后，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都来到了核武器研究所，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邓稼先说了一句话：“请来了三尊大菩萨”。因为邓稼先本人也是从科学院被调过来的，所以他知道这些人的学术水平非常高。

　　下图中标注的年龄是三老1961年时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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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尊大菩萨”在研制过程中发挥着什么作用呢？我们可以借用书中的几段话来了解一下：

　　彭桓武运用他强有力的理论手段，把复杂的方程组予以简化，完成了原子弹反应过程的初估分析，科学地划分了反应过程的各个阶段，提出了决定各反应过程特性的主要物理量，为掌握原子弹反应的基本规律与物理图象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把这段话概括为科学指导、把握方向。

　　会议室的黑板是大伙儿集思走笔的场所，一个个公式写上去又被擦掉，一个个计算结果得出来又被否定，有时大家会为此争得面红耳赤。彭桓武、郭永怀从不以大家自居，而是平等待人，热情地参与讨论。并以他们深厚的理论功底启发着年轻人的思路。

　　这段话我们可以概括为平等探讨、循循善诱。

　　影片《邓稼先》中有一个场景就是根据这段话来演绎的，为了督促大家的业务学习，王淦昌每周都要安排一次学术讨论会，要求每个人踊跃发言，提出自己的见解。讨论会上如果谁不爱发言，他就把谁叫上讲台。为避免难堪，每个人都像准备考试那样，认真钻研有关资料。

　　这一点我们可以概括为严格要求、激发潜能。

　　所以“大菩萨”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来了解。

　　从1961年的春天到秋天，理论设计部做了“九次计算”。在设计原子弹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当时苏联专家并没有留下落在纸面上的具体数字，但在交流讨论的过程中，有人回忆说苏联专家好像说过这个数。可是经过我们自己计算得出的结果与记忆中的相差很多，到底是我们记错了、听错了，还是苏联专家说错了呢？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对原子弹爆炸这一物理过程的了解和认识不够深刻。随着各种新物理现象的获得和新计算方法的采用，大家不断地改进计算方法，前前后后一共计算了九次，但直到最后还是不敢确定我们的结果就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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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周光召院士从苏联杜伯纳联合所回国了，他在苏联时听说苏联专家被撤走，就带着在苏联的留学生们一起给国内写信，说愿意回国报效祖国。他回来之后就参与了这项工作，解决了“九次运算”带给大家的困惑，最终通过最大功原理确认苏联专家说的数太大，肯定不对。这样大家就坚信了自己计算的结果。

　　1984年，国家把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颁予了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物理问题的研究，当奖章交到第一获奖人彭桓武手上的时候，他坚决不收，他说：“这是个集体的事业，不是我个人的努力”。通过上面讲过的几个故事，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为此彭桓武还写了一句话：“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这是对当时的一段回忆。

　　原子弹的爆炸仅从理论上设计是不够的，还要进行试验，试验工作的负责人是王淦昌院士。他是副所长，还需要一个像邓稼先一样的爆轰试验室的主任，这个人就是陈能宽院士。经过上千次试验，1962年9月，内爆法的关键环节得到验证，需要开始做等比例试验了，但怀来官厅水库附近的试验场规模太小。那时候军方已经在青海建了一个大的爆轰试验场，于是在北京的研究力量就整体移到了青海。

　　引爆高能炸药是最关键的因素，从小规模试验到等比例试验有了把握，最终才能对原子弹的爆炸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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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张图是青海的照片，如果大家去那里旅游，可以在公路上看见一个标牌——爆轰试验场，这个试验指的就是原子弹爆炸前高能炸药的爆轰试验，211厂是建在青海的一所原子弹制造厂。

　　刚才讲的是原子弹，我们再看一看导弹。下图中的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都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对导弹研制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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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导弹发射成功，聂荣臻元帅满怀豪情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这枚导弹实际上是仿制的苏联的。刚才我们提到过《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协定，苏联人给了我们导弹实物，而且还给了好几颗，其中一颗专门就是用来仿制的。我们肯定要走自主设计的道路，研制自己的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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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1962年3月21日“东风2号”的发射试验，这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射程由之前的五百公里延长到了一千公里。但是这次试验失败了。导弹刚打上天，还没飞远就开始往下掉。我们可以看到图中下方有一些房子，应该都是基地的工作用房或者是生活用房。

　　后来大家在钱学森的带领下一起分析原因：第一是射程更远了，发动机再按原先的设计就不合理了。另外一个原因是大家一开始都没有想到的，由于射程远了，推进剂的量就要变大，而推进剂都是在导弹的中间装着，为了增加推进剂就需要把导弹延长，所以“东风2号”比1号长，是一个细长体，那在空中飞行时它本身就会发生弹性颤振，也就是振动现象。导弹自身携带着一些传感器，由它得知自身的运动姿态。传感器装置的位置恰好是振动比较剧烈的地方，因此对运动的感知是错误的，那反馈回来的信号就是错误的，根据信号来对导弹进行控制肯定就会出问题。在钱学森的带领下，大家对发动机及解决弹性颤振带来的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

　　除了上述的问题以外，导弹研制还有很多具体的技术环节，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举一个任新民的例子，当然他后来成为了很多重大任务的总指挥，不过他初期主要是负责发动机。发动机有哪些需要做的工作？比如要解决不稳定燃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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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上图，如果发动机在稳定燃烧，它呈现出的图像就比较均匀，火焰燃烧的也比较充分；如果是不稳定燃烧，它的画面就不均匀，有时候火大，有的时候可能就剩下一点儿。

　　作为发动机的研究者还必须解决什么问题呢？比如如何提高发动机的推力。通过四机并联，让四个发动机一同工作。在推力增加的同时，对于发动机工作精度的要求也提高了，因为如果它们之间的推力不一致，或者是点火的时间有差距，都会影响到导弹的飞行。还有就是高空点火的问题。火箭有好几级，升到高空之后发动机要点火，那么在空气密度、压力都是地面的万分之几的情况下，怎样确保高空点火成功？这都是任新民需要带领研制人员解决的问题。

　　黄纬禄院士初期的主要工作是控制和制导，后来我们国家的潜射导弹（从潜艇里发射的导弹）也是他作为总设计师主导的。当时在控制和指导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甩掉大尾巴”。苏联给我们的那颗导弹打出去以后，想要控制导弹的方向，必须在后方留出很大的空间布置一个横向纠偏阵列，这显然是不利于实战的。所以黄纬禄带领大家做了研究，甩掉了这个阵列。刚才我们说的四机并联、多级火箭和多级导弹，这些问题也会不断给控制工作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屠守锷是总体室的主任，在研制初期主要负责抓总体。总体指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比方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的一些电子产品研制质量不过关，用于航天产品往往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做总体工作就需要跟相关工厂签署协议，制定工作流程。后来我们把这些工厂为航天提供的元器件称为“七专”电子产品，就是专批、专料、专机、专人、专检、专筛、专卡，以确保质量。

　　还有就是压缩元器件。这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在设计洲际导弹的时候，一开始需要388种元器件，但考虑到元器件种类越多越不利于质量控制，屠守锷就带领大家把388种压缩到200种。

　　对于新技术产生的新材料，在研制完成了之后要经过考察，能不能真正的上型号，都需要由总体部门去把关。导弹也好，火箭也好，其需用材料的突出特点有三个：耐高温（像发动机及喷嘴要承受好几千度的高温）、高强度、质量轻。这些对材料研制提出了很严苛的要求。

　　在“两弹一星”元勋中，姚桐斌就是做材料研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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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桐斌从英国留学回来之后就到了国防部五院的材料研究室。他在自传中提到过自己的一点科研体会：我们中国配合航天产品做材料跟苏联的材料部门是不一样的。苏联的材料部门可以根据航天产品的要求直接向有关厂家定制相关材料，但是在中国，很多材料我们还没有，所以国防部五院的材料室还要承担起一些研究的任务。

　　除了国防部五院牵头，当时包括学院冶金部等很多部委的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也都参与了材料的研制工作。

　　下图是1980年5月18日我们国家发射洲际导弹的一个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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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枚导弹发射时咱们公布说是运载火箭，从祖国西北大漠深处发射，跨越万里飞向太平洋。美国合众社为此播发了一篇专稿，题目是《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其中还说了这样一段话：“主持研制中国洲际导弹的智囊人物是这样一个人，许多年以前他曾经是美国陆军上校，美国政府由于害怕他回归中国，把他扣留了五年之久，他的名字叫钱学森。”这个名字的背后有着一段任何科幻小说或侦探小说的作者都无法想象出来的不同寻常的经历。

　　我们再看一个关于王希季的故事，叫戈壁滩中的守候。

　　我们国家的第一颗卫星是在1970年4月24日发射成功的，实际上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王希季就开始了返回式卫星着陆回收系统研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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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我们虽然还不能发射卫星，但可以把火箭打得很高，等火箭落下来之后再去回收火箭带上去的仪器设备，看是不是仍能正常读取其中的一些测试数据和结果，这些都需要试验。现在我们经常能在电视里看到返回舱回来了，降落伞一打开返回舱马上减速等过程，但在那个时候，这些都属于探索阶段。那时候的试验经常是降落伞刚一打开很快就被撕裂，返回舱重重地摔在地上。

　　1969年夏天，我们在西北做了两次试验，其中一次火箭发射出去之后落在了巴丹吉林沙漠，离发射火箭的地方非常远，但要回收必须得靠人去取，因此试验室就组织了一个支回收队，王希季也在其列。夜里回收队坐着车出发了，开到硬戈壁和软隔壁的交界处车就不能再往里走了，所以回收队员得徒步进入沙漠地带搜寻。王希季是整个试验的总负责人，不是回收队的队长，再加上他岁数最大，大家就安排他不要往里面走，留在汽车的停放地点。当然他也不是闲待着，他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定时打信号弹，跟回收队保持联系。回收队进去之后他要打信号弹，回收队看到他打的信号弹也会回。

　　早晨七点回收队进入沙漠，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希季一颗信号弹一颗信号弹地打，快到傍晚的时候，王希季打信号弹就看不见回收队的回应了，但王希季依然按照事先的约定每隔一段时间就打一颗信号弹。他看不见回收队的回复心里非常焦虑，他不知道大家究竟怎么样了，他一个人就在茫茫戈壁滩度过了难熬的漫漫长夜。拂晓的时候，他的一颗信号弹终于得到了远处的回应。据王希季自述，他当时喜出望外，又接着打了两发，那边砰砰又回复了，他这才放下心来。没过多久他就看到回收队员抬着、背着回收的东西向他这边走来。回收队的队长叫林华宝，他后来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华宝回来以后跟王希季讲，早晨七点他们进入沙漠，一直到下午五点才找到箭体和箭头。找到之后也不能马上就往回搬，先要做一些相应的拆分分解工作，因为连降落伞也得带回来，所以一直整理到晚上八点才开始往回返。当他们走到凌晨一点的时候，大家已经精疲力尽，脚上都磨出泡了，身上带的干粮和水也都耗尽了，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看到王希季的信号弹，于是就凭着对方向的判断，一边互相鼓励一边前进，说爬也得爬出沙漠。这个例子就说明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为了完成“两弹一星”事业，他们真的付出了很多。

　　现在我们看电视转播火箭发射或者卫星发射等几乎都是成功的，但在研制“两弹一星”初期，有很多次是不成功的，我们来看一下成功背后的失败的教训。比如前面提过的返回式遥感卫星。1974年，孙家栋作为总负责主持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试验，当时火箭带着卫星刚打出去，跟“东风2号”情况一样，大家都还看得见就开始往下掉，紧接着指挥部命令卫星自毁，所以它在半空中就爆炸了。据孙家栋回忆，当时半边天都是红的，很多人因此痛哭流涕。后来经过一年的努力，改进设计之后再次发射，卫星终于上了天，进入地球轨道，发射成功了。但在环绕地球的过程中，通过地面遥测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卫星上的气源压力曲线快速下降。卫星携带存着高压气体的气瓶是为了行使某些功能，“气源压力曲线快速下降”说明气体跑得很快。按照原先的设计，遥感卫星要在天上转三天之后再返回，那么现在出现了问题还要不要环绕3天？当时钱学森作为国防科委的领导在现场指挥，另有陈芳允、杨嘉墀等人负责遥测、遥控方面的工作。经过讨论，大家共同决定一天后提前回收。结果就在一天后，陈芳允他们决定对卫星发送指令变轨回收的时候，他们又意外地得知，虽然又经过了很长时间，但气源压力并没有继续往下掉。于是他们又商量，认为可能是气温等各方面的变化让传感系统出了问题，而高压气瓶是完好的。于是他们又建议按原定计划执行相应任务，这才有了1975年11月29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探测卫星完成任务后成功返回地面的情景。

　　下图是当时的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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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孙家栋的自传中还说了一段趣事。上图中圆圆滚滚，好像一口侧倒的大钟的东西是返回舱。由于设计人员是第一次设计，所以忽略了一个环节，就是返回舱掉到地面上之后要回收，要把它拉拽出来，运回北京等等。而这个返回舱上没有设计挂钩，大家看了之后都说无从下手，没法往外拉。据孙家栋说，在山坡上看热闹的一位老大爷给出了个主意，就用搬石头的办法。按照老大爷的指示，这才顺利地把返回舱拽了出来。

　　再说试验通信卫星。

　　1984年1月我们发射了一颗试验通信卫星，说的是“腾空而起，飞向太空”，用的词汇都很美好，可惜的是没有成功，这个不成功不像刚才的返回式卫星发生了爆炸。我们都知道通信卫星需要与地球同步，所以它的轨道一定要达到3.6万公里的高度，而且还要在赤道平面的正上方。这次失败其实是卫星打上去之后，第三级发动机点火时间只持续了几秒钟就熄火了，没能把卫星送到预定的3.6万公里的高空，所以它相当于是一颗卫星，不能称为试验通信卫星。

　　作为试验通信卫星总负责人的任新民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他是总负责人，失败了肯定要承担责任；第二个是问题恰恰出现在发动机上，而任新民是发动机方面的专家。特别是试验通信卫星三级发动机在方案论证阶段，本来是要采用普通发动机的，也就是比较成熟的发动机，但发动机技术在不断更新换代，任新民力主使用液氢液氧发动机，使用之后这个新式的发动机没给上劲。

　　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是有窗口期的，1984年1月是一个窗口，4月还有一个窗口，所以当时大家讨论的焦点就是能不能赶在四月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再次发射。对于这一点，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当时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就说：“各种意见我都听过了，我最后就想听任新民的意见，能不能发。”于是任新民就从发射基地赶回北京，向张爱萍报告，最后立下军令状，说确保在四月份再次发射，紧接着就又返回了基地。在这个过程中，任新民几过家门而不入，对于航天人来说，这样的事情非常频繁。1984年4月8日再次发射的时候，我们成功了，但是与之前的遥感卫星一样，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地面遥测发现星上电池温度超过设计上限，外壳部分仪器温度偏高。一个卫星项目有一个总负责人，同时每个分部也要有专人负责，比如运载火箭、遥控遥测，包括星上的有效载荷，都需要特定的人负责，当时这个温度的问题就由孙家栋负责。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孙家栋回顾这件事曾戏称“卫星发烧了”，当然这都是后话。当时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呢？听起来也很简单。第一是把星上所有的功耗仪器打开，尽量地耗电，不要让它过热。第二是调整卫星的姿态。星上的太阳能帆板可接受太阳能转变为电能，调整姿态可以令卫星少接收一些能量。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作为一颗通信卫星，它对地球的方位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有几个方位的通信效果是最好的。第二项措施看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却很困难，试设想对3.6万公里高空的卫星采取各种措施，然后再检测调整的结果如何，势必要费一番周折。所以4月8日卫星虽然成功打上去了，但直到4月16日才最终确认发射成功，成功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艰辛。

　　在我国科技实力和工业基础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拼搏精神，大力协同、联合攻关，谱写了中华民族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壮丽凯歌。相信读过《“两弹一星”元勋传》，我们一定会对这段话有更加清醒、深刻的认识。

　　四、功勋背后，论“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

　　讲奉献、有担当。

　　前面我们提到过，1958年，邓稼先从中国科学院调到核武器研究所，投身核武器研制。下面这张照片是他接受原子弹研制任务之后拍摄的一张全家福，包括他的夫人许鹿希，两个孩子邓志平和邓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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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回忆，邓稼先投身“两弹一星”研制前后就像变了一个人。在投身原子弹研制之前，邓稼先在家里会跟许鹿希开玩笑，吹嘘自己的英文是如何如何好。他跟许鹿希说：“你就考我，什么都难不倒。”许鹿希说了斑马、河马，果然都难不倒，“麻醉”也难不住他。因为许鹿希是学医的，后来她就说了一个专业名词“视网膜”，邓稼先答不出来了，哈哈大笑，向妻子表示认输。投身原子弹研制之后，邓稼先常常走神，晚上回到家里也是沉默寡言。有时在家里谈起有趣的事，他才又恢复了以往的爽朗，开怀大笑，但有好几次笑声突然中断，工作中的问题又把放松的心情挤到了一边。

　　许鹿希还回忆，邓稼先原来工作忙的时候，晚上回家放松心情，总爱听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自从投身原子弹研制之后他就变了，改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即《命运交响曲》），邓稼先要从音乐中找到迎接挑战、战胜困难的勇气。

　　还有一件事，邓稼先做核武器研制有相当长的时间要到西北的核试验生产厂基地去。有一天晚上，邓稼先已经上床睡觉了，这时候有电话从核材料工厂打来，说出了一个问题需要马上解决，他二话不说就上了汽车，直奔工厂。当时当地已经连续下了几天的暴雨，车开到一条河前面，河水把桥整个没了过去，再加上这个地方是事故多发地段，司机就情不自禁地把车停了下来。这时邓稼先在后座上使劲晃着司机的肩膀说：“冲！往前冲！”到了关键时刻大家都置生死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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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张照片是朱光亚和程开甲晚年的一张合影，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为了避免核污染，国际上不允许在大气环境中做核试验，所以我们改为了做地下核试验。那么在第一次做完地下核试验之后，就是由朱光亚和程开甲两个人穿着防护服，沿着事先挖好的一条狭窄的通道，走了几百米到核爆爆心去考察的。因为我们要掌握核爆之后的第一手现象学资料，就是要看在地底下爆炸成什么样。核爆之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温度非常高，有很强的核辐射，尽管穿着防护服，也不能保证完全不会受到伤害，何况整个过程实际上还面临着塌方的危险，由此可见我们的科学家在研制过程中都有着一种献身精神。

　　朱光亚和程开甲还各有一段故事，称得上“胆大心细”这个词。

　　1971年，朱光亚作为技术总负责人，指挥我们国家一次飞机投掷氢弹试验，本来飞机到了预定地点应该投放氢弹了，结果氢弹纹丝不动，就是不出去。朱光亚告诉飞行员要沉着冷静，再试一次。这名飞行员也很有经验，还尝试采取了飞机飞行时的一些特殊动作，试图把氢弹甩出去，但试了两次、三次之后都没有成功。这时候地面指挥所的气氛凝重了，氢弹的保险已经打开，如果随机返回，氢弹会不会因为振动或摩擦静电等原因发生爆炸？这是必须要考虑的。有人建议让飞行员提前跳伞，让飞机带着氢弹扎进罗布泊。后来朱光亚凭借自身的技术和学识，以及对整个工程情况的判断，令飞行员带弹返回，他向中央专委报告后，得到了周总理他们的批准。当然为了以防万一，对基地其他的无关人员都提前进行了疏散，而朱光亚和机场的工作人员就坚守在那里，等待飞行员驾机带弹返回。

　　再说表现程开甲心细的例子。

　　前面我们提到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三尊大菩萨”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其实在他们到来之前，朱光亚早就已经是副所长了，程开甲同样也是那个所的副所长。1961年底，内爆法基本成功，原子弹的爆炸试验被提到议事日程，我们国家决定成立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其主要工作是为了确保核试验成功的前期准备工作。因为做试验不是爆一下就完了，究竟怎么试验要经过论证。程开甲论证之后认为空投没有把握，所以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一百多米的铁架上安静地放在那里做得试验。之所以说他心细是因为一个非常小的问题，当时采用的是有线传输的方式获取信号，这就需要在试验基地挖很多电缆沟。程开甲说如果为了避免冲击波把电缆切断，电缆沟当中都要铺满细沙，后来检查的时候他发现没有铺，就要求必须要铺上。后来在他的反复要求下，运了上百辆卡车的沙子来铺电缆沟。

　　严要求，树学风。

　　黄纬禄说：“对每个疑点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不能把疑点带上天。”钱学森说：“叫把故障消灭在地面。”

　　一次运载火箭测试，一个继电器出了一次该吸合不吸合的现象，后来反复测试了几十次，这种现象又不出现了。当时有些人下定论说这是一个偶然的情况，既然试了这门多次都没问题，是不是就不必再找原因了。黄纬禄说：“不可以，既然出现了一次，就一定要把原因找到。”后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后，大家发现问题在于继电器衔接的地方吸着一个非常小的铁屑，如果这个小铁屑倒下去就不影响吸合，一立起来吸合就会失败。搞清楚之后黄纬禄就告诫大家说：“不要看这个小东西很小，上天之后一旦它立起来了，我们的这次任务就失败了。”

　　还有一次，电子设备装配过程中发现了一只经测试筛选合格的三极管有一只管腿折断了，大家都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因为是在正常操作下发生的折断。黄纬禄来了之后先用放大镜仔细地观察断口，后又安排有关人员拿去做化验、测试。化验的结果是发现在管腿上存有微量的酸。实际在三极管的生产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个酸洗去污垢的环节，但是在这个环节之后还有一个水洗去酸的环节，把酸都清洗干净之后再镀金。显然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是“水洗除酸”环节做得不够彻底，这才残留有微酸，微酸对管腿的腐蚀导致了它的强度降低。黄纬禄当即提出两项要求：第一是跟三极管的生产厂家说明情况，请他们务必完善生产工艺，加强水洗除酸的环节；第二是不再使用这一批次的三极管，已经装上去的也要全部撤掉。这就是航天人所具有的一种精神。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王大珩。

　　开篇我们讲了他唱卡拉OK的一段趣事，事实上他在“两弹一星”工程中的工作主要是做各种仪器的测试。比方说导弹打上去了要有自动跟踪仪器，原子弹的爆炸需要高速摄影机拍摄，火球的亮度代表了爆炸的能量，也需要测试。这些测试用的仪器设备主要是由王大珩和杨嘉墀两位“两弹一星”元勋完成。

　　这里要讲到王大珩的两个学生，一个叫姜会林，一个叫赵文兴，这两个人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王大珩招的学生。

　　先看姜会林。2014年，姜会林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应该称得上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了。当年，姜会林在王大珩的指导下做博士论文，交上去之后王大珩写了六页的修改意见，其中特别提到光学公差一章中引用的一个论点在理论上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姜会林跟老师讨论的时候就拿来了一些国外同行的文章，说这个做法我们学界目前都这么用。王大珩听了之后说：“不要看很多美国人在理论上都这样说就人云亦云，大家都图省事，把现成的拿来引用，结果造成一错百错的情况，科学容不得丝毫的错误。”导师指出这个地方有问题，作为学生必须弄清楚，因此姜会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又研究了半年，后来发现确实存在问题。后来美国光学学会组织评选了光学领域一百年来公差方面最有建树的六十篇文章，就把姜会林的这项工作收录进去了。

　　赵文兴也是在王大珩的指导下做研究。王大珩在英国留学期间脑子里就有一个问题，一直挥之不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没能解决，于是他就安排赵文兴做相关的研究。赵文兴写论文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把老师王大珩放在了第一作者的位置。王大珩在审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拉到了后面，赵文兴重抄论文时又把他挪到前面来了。后来王大珩就把赵文兴找，说：“工作试验是你做的，文章是你写的，你就做第一作者，不许再改。”

　　这样的故事我们或许听过很多，但王大珩并不是简单地把论文署名看做是一种荣耀，能推就推。有一次恰恰是由于赵文兴在写论文的时候没有署王大珩的名字，王老发火了，把赵文兴训了一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一次其实是王老的一个观点，赵文兴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写论文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这个观点目前在学界内存在争论，赵文兴就怕文章发表出来之后，如果王老的名字在里面，会影响他的声誉，害他被卷入到一起学术争论中。所以在跟副导师商量之后，他没有写王老的名字。后来王大珩才知道赵文兴是因为这个原因没写他的名字，又向赵文兴诚恳地道歉。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在学术界，学术论文的署名是荣誉与责任同在的。“两弹一星”元勋在创造卓越科研成就的同时，也在科研作风方面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应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好、发扬好，更好地肩负起科教兴国的历史重任。

　　对23位元勋不太熟悉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一会儿说王大珩，一会儿说王淦昌，一会儿又说任新民，听着很混乱，最后谁也没记住。其实大家不见得需要通过一个报告就记住他们所有的人，更多的可以把他们看作一个集体，我讲的是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故事，你往往能够从另外一位科学家身上找到相同的或类似的故事。

　　在1999年颁奖大会上，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说：“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广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常说，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因此，新时期的科技工作者必须继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聚焦新时期国家重大需求，攻坚克难，勇于攀登，在实现中国梦的伟业中做出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