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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英:新中国工业化进程、成就与展望

2019-11-18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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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英:新中国工业化进程、成就与展望 关于中国工业70年的这个报告,我首先做几个说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工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宏大的题目。在发展进程中,几代人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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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英:新中国工业化进程、成就与展望


 

                            
  •   关于中国工业70年的这个报告,我首先做几个说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工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宏大的题目。在发展进程中,几代人奋发图强,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探索和成就,也有许多曲折与经验。在这里,我仅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发展阶段、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经验、主要成就等方面作扼要的分析与评价。这次话题是我根据多年来的研究心得与权威数据,引用了有关研究机构及其他学者的成果。由于是讲演,就不再一一说明出处了。在短时间内,对中国工业化做全面回顾,对任何一个学者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难免挂一漏万,还请大家指正。希望通过这次讲演能够有助于大家建立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自信、中国工业化体制的自信、中国工业化能力的自信。

     

      一、中国工业化的序幕

     

      在回望新中国工业化的壮丽征程之前,有必要扼要地回顾近代中国工业化探索的踉跄步伐和失败的教训。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志士仁人为挽救国家、民族生存,睁眼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搞工业,发展军备。“洋务运动”掀开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序幕。洋务派通过政府力量(官办、官督民办)开办了一批制造武器的官营企业及相关企业,包括江南造船厂、武汉钢厂等。

     

      近代改良派、革命党及其主要人物都有推动中国工业化的构想。梁启超先生在辛亥革命后认识到,中国工业化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推动。他认为,中国要实行“保育政策”。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生产事业的需要”。他提出,20世纪为国与国竞争的时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通过商业的私人的一般市场竞争已经解决不了当时中国的问题。所以,他认识到:本国人民与他国人民竞争,必须以国家为后盾;其次,个人能力所不能举办的事业,只有政府来举办。因此,要由政府采取“保育政策”以加速其发展。

     

      孙中山先生对发展工业做过详尽规划。他在《建国方略》中说:“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并勾画了他拟定的“实业计划”(即工业及基础设施),对重工业、轻工业、交通运输等做了详尽规划,甚至包括了通往西藏的铁路。他认为,中国实业之开发,要依靠私人企业、政府共同推动。

     

      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行政院曾经做过《国营工业三年建设计划》(1939年)(1946年)、《物资建设五年计划(草案)》等工业发展规划,曾计划创办钢铁、机械、化工、燃料、电机、发电及重要原材料国有企业,并且先后设立了一批国有企业。例如,重庆的兵工厂、中国石油公司、飞机制造厂、灯泡厂、汽车配件厂等。但是,抗战前,民国政府大多数所谓“制造”飞机的工厂,都只是将装在板条箱里的飞机散件组装起来而已。旧中国时,即便是自行生产航空铝材甚至副油箱都被看作是“天方夜谭”,当时的工厂只是一种简单的买进外国的东西进行组装的工厂。

     

      北洋军阀及后来的地方军阀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势力范围,搞过一些工业,主要是军事工业。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张作霖的奉系集团、阎锡山的晋系集团。东北军沈阳兵工厂,军火产量全国第一。工厂厂区长达2.5公里,宽约1.3公里,职工30000余人。兵工厂设有各种枪弹制造厂,以及炼钢厂、机器厂等各类附属厂矿企业。当时,东北可年产大炮150门,炮弹20余万发,步枪6万余支,枪弹1.8亿发,轻重机枪1000挺以上。下属迫击炮厂每月可制造迫击炮80门,炮弹4万发。张学良还组装出中国第一辆汽车。阎锡山曾在山西建设火炮工厂,每年可生产200多门山炮。由于设计、材料等原因,大部分火炮“经常打几百甚至几十炮就出问题”。

     

      民国时期的工业化,总体效果不彰。设备、仪器、原材料、零部件依赖进口,技术落后。

     

      从以上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化是近代中国回应外部亡国灭种的挑战,争取民族生存、国家独立的最急迫任务。但是,由于这些人物、政党并没有找到一条使中国获得独立、发展的正确道路,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制度,因而百年探索,归于失败。

     

      1840年到1949年百余年的探索,不能说中国的工业化没有进展,但成绩是非常可悲的。1936年美国钢、生铁、煤、发电人均产量分别为中国的418、144、42、145倍。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工业规模与刚从英国殖民地独立的印度进行对比:钢产量,印度134.7万吨,中国15.8万吨;生铁产量,印度163.6万吨,中国24.6万吨;铁矿石产量,印度149.4万吨,中国56万吨;原油产量,印度25.3万吨,中国12.1万吨;水泥产量,印度214万吨,中国66万吨;化肥产量,印度2万吨,中国0.6万吨;棉布产量,印度34.6亿米,中国18.9亿米;硫酸产量,印度10万吨,中国4万吨;纯碱产量,印度1.8万吨,中国8.8万吨;机制纸及纸板产量,印度9万吨,中国11万吨;糖产量,印度118万吨,中国20万吨;发电量,印度49亿度,中国43亿度。这些数字表明,刚刚解放的时候,旧中国工业基础是多么薄弱,与印度这样一个国家相比,主要的工业产量指标都相差悬殊。1949年国民收入中,农业占68.4%,工业只占12.6%,我国为典型的农业国。而且我国工业分布严重不均衡。根据1947年全国调查,全部1万余家工厂中,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广州的工厂总数占70%。这就是旧中国工业百余年的成果。

     

      总体评价旧中国工业基本状况是:工业体系基本不存在,规模很小,分布零散,不成体系,工业基础设施严重缺乏,很多产业处于空白,没有一个产业可以不依赖外来装备、零部件、原材料独立生存,形成完整产业链条甚至工业产品。技术严重落后。结构畸形。比如,上海有很多纺织业,但只是进行加工,其他的前道、后道产业,甚至纺织机械制造等产业都没有。资金、技术、市场依赖外国,带有严重的殖民化色彩。大量进口机械设备、出口原材料,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垄断进出口榨取高额利润。在所有工业行业中,外资、官僚买办资本占有垄断优势,民族资本企业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只占不到30%(1930年前后)。在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企业中,民族资本只占18%左右。民族资本主要集中于纺织、面粉等产业,企业国有水平低、规模小,机械装备很少,大量企业还是手工业生产。从1912年开始实施专利权起,到1936年申报的专利只有275件,且都属于日用品的使用专利。这说明,中国企业几乎没有自主开发能力。综上所述,可以把新中国成立前的工业基础简略地称为“一穷二白”。

     

      旧中国百余年工业化探索表明: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国家独立自主的核心是工业化。推动工业化,实现工业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几代精英的共识。

     

      旧中国百余年工业化的探索表明: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政府的推动与规划,国有企业的建立与发展,利用可能利用的一切外部资源,有其历史必然性。

     

      旧中国百余年工业化探索表明:中国工业化的推进,必然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的整体推进过程。

     

      旧中国百余年工业化探索表明: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完成了政治上的革命,实现了国家统一,保证了国家安全,为中国工业化创造了前提条件。能够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工业化的政治力量只能是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摆脱帝国主义压榨、封建主义束缚、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中国工业化步入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

     

      旧中国百余年工业化探索表明:为人民拥护的政治体制、坚强的政治领导、正确的指导思想、正确的工业化道路、动员广大人民参与、形成全民共识、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为人民拥护的政治体制、坚强的政治领导、正确的指导思想,有效动员人民群众,集中使用有限的资源,探索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二、1949年新中国工业化启动的基础条件

     

      新中国工业化启动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条件上呢?

     

      第一,中国工业化是在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农业国家进行的工业化。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很落后的农业国。

     

      第二,中国工业化是在一个地域差异极大、“二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推进的工业化。旧中国,沿海殖民色彩比较严重,有些轻工业的城市与广大农村共存,少量的近代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共存,手工业与近代工业并存。

     

      第三,新中国成立前不存在有效的、统一的国家经济、财政、金融、科技、文化治理体系,主要是因为军阀割据的原因。因此,1949年,我们在接手旧中国“烂摊子”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内部工业化资金来源极度匮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才第一次有了自主选择经济发展道路、工业发展道路的主动权。

     

      第四,中国工业化是在一个完全缺乏出口竞争力产业的国家起步的工业化。旧中国能够出口换汇的主要是农副产品和矿产品。出口创汇能力差也加剧了我们工业化起步时候资金匮乏的情况。

     

      第五,中国工业化是在面临西方国家军事、政治、经济挑战、封锁乃至武力威慑的国际环境中的工业化。

     

      第六,中国工业化带动了其他领域的现代化,也受到其他领域现代化程度的制约。比如说文化领域。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要发展工业,就要有技术工人,没有文化显然不行。所以,旧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制约着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工业化是一个全面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工业化,就要同时推进文化、社会、科技各方面的现代化;否则,只依靠工业化单兵突进是很困难的。因此,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整体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尝试。我举一个例子。1954年2月19日,陈云、李富春同志主持召开中央财经、文教各部部长会议,研究五年计划纲要编制问题。在讨论中,有些部门提出,希望先了解其他部门的需求,如:铁道部希望商业部门先提出五年货运指标,高等教育部希望工业部门先提出五年中需要多少高级、中级技术人员的指标。大家讨论后认为,这样做在时间上来不及,还是先各自制定计划,然后再由国家计委综合平衡。也就是说,在开会的时候,大家就在研究中国的工业化绝不仅仅是工业化,要同时考虑到资金、人才、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保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反复强调: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只能在政府推动下、社会经济全面起步、根据轻重缓急适度分配资源的工业化。

     

      第七,中国工业化面临的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同时面临着生产关系持续变革,是发展与改革的持续过程。

     

      第八,走上现代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巨变。由于缺乏建设现代工业的经验和人才,中国工业化对党和政府乃至全民都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三、新中国工业化70年的阶段划分和阶段特征

     

      (一)新中国工业化70年的阶段划分

     

      新中国工业化进程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启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以政府推动的方式,动员全社会投入工业化建设;工业化在受到封锁的、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发展,主要依靠内部积累资金,初步建成了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工业化基本框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工业体系、技术、物质和人才基础。

     

      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这个阶段的特征是:通过改革开放,中国以渐进的方式基本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企业成为生产经营的主体,私营企业逐步在大多数产业中居于主要地位,外资、外企逐步加速进入中国;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矿物资源等)的利用更加充分;在日益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工业化进展迅速,加速依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中国工业化进入了多种力量共同推动的阶段;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持续加速。这个阶段又以中国2001年12月加入WTO为分水岭,分成加入前、加入后两个小阶段。在下文分析这两个大阶段时,对这两个阶段中的重要时期,我将做比较详细地分析,同时对当时的发展路径、区域布局、工业政策、产业发展等分别予以描述。

     

      (二)第一阶段:新中国工业化的启动与奠基(1949年—1978年)

     

      1.新中国工业化启动的前提条件

     

      第一,新中国百废待兴,工业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除东南沿海、东北地区以及武汉、重庆等作为帝国主义沿江据点的大城市外,广大内地没有什么工业。1949年,机器大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到17%;1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只有4种高于印度。基础设施同样落后。铁路和稍微像样的公路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东北地区。铁路总长度仅有2万多公里,能通行的铁路只有1万多公里。各类公路加在一起才有8万公里。民航和管道运输处于空白。1949年美国的发电量为中国的80倍。邮电通讯方面更是落后。

     

      第二,冷战发生。一方面,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封锁;另一方面,使我们的工业建设不能不考虑到战争爆发的危险和国家安全,这种考虑深深影响了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工业发展方面的决策。

     

      第三,工业发展指导思想有争论。在开始制定“一五”计划时,曾经发生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轻工业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中国工业化在起步时根据国家面临挑战的严峻性和迫切性而决定的,同时也充分考虑了中国工业发展的条件。因为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有发展轻工业的基础。要发展轻工业,但轻工业的机器设备从哪里来?要发展农业,农机设备从哪里来?当时中国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还是要发展重工业。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很深入的。

     

      第四,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财政底子薄,金融秩序混乱。

     

      第五,面临西方国家的禁运、封锁。最突出的就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COCOM)。巴黎统筹委员会一直到苏联解体才改变存在方式,现在叫“瓦森纳协定”,在高精尖技术特别是军民两用技术方面一直在对中国封锁。

     

      第六,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就有依靠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兴办小型工业维持财政的经验,但缺乏工业建设经验。1952年7月,陈云同志领导中财委试编制《五年计划轮廓草案》25本小册子,并征询了苏联的意见。

     

      第七,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曾经设想有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但是很快就被建设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构想取代。

     

      第八,利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薄弱工业基础。旧中国的工业遗存对新中国的工业启动、工业布局,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轻纺工业在上海、江浙一带继续发展,重庆的军事工业也利用了旧的工业基础。

     

      2.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1957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开展了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建设。“156项”,实际投入施工的是150项,其中军事工业企业44个(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工业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轻工和医疗工业企业3个。这是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起步,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次系统从外部引进工业技术、企业和管理方法。过去中国不能生产的高级合金钢、矽钢片、复合不锈钢板、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汽车、万吨海轮、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以及新型机床等,“一五”之后都能生产了。除了苏联之外,东德、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也帮助中国建设了68个工程项目,其中包括若干农业、文化、医疗卫生等项目。

     

      “一五”计划完成的时候是1957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67.8%,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128.6%。“一五”计划是大家公认的计划经济的一个成功范例。这些工程的建成使中国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框架。武器装备系统基本完成了“引进苏联技术、产品、制造工艺,自己制造”的制式化配备。更重要的是,初步学习了现代工业设计、管理运营,培养了一大批管理、规划当代工业的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因此,“一五”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占有突出的位置。

     

      这一阶段,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十大关系”,分别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对这十大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对计划经济时代推动工业化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运行。“一五”期间,中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我国建立了国家计委,通过计划统一分配重要生产资料、技术力量、财政资金、外汇;成立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工程;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管理企业生产、经济运行。1953年至1956年,我国最终形成了“全包全统”的一体化投融资管理体制。“一五”期间基本建设资金来自中央财政的占79%。计划经济体制下,陈云同志于1954年6月向党中央汇报“一五”计划编制时,提出了“四大比例”,即: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的比例;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这个比例也反映了我们对工业化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实际上,我们今天的工业发展也有这些比例问题。

     

      “一五”期间,基础建设的大项目完全由中央来投资建设。国家财政投入起着主要作用。五年中国家财政投入1354.88亿元,占同期国民收入的1/3。国家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财政税收体系。工业企业利润、折旧全部上缴政府。金融体系基本上是财政和计划体系的附属。金融体系实际上起到出纳的作用。计划定好了,财政拨款,再从央行拨到各个行,比如工商银行专门管工业生产的,建设银行管基建,再进行具体的资金划拨。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吸收农业的资金。“一五”期间,来自农业的财政收入约占1/4。外债占财政收入的4.7%。在建设过程中,中国政府从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了技术专家,派本国技术人员到这些国家学习,同时注重形成自身的管理、技术、工人队伍,系统地学习了设计、规划、产品制造方面的工业化知识。这为后来中国独立根据中国路径来推动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在这期间,我们建立了政府直接管理工业企业的体制,设立了很多的工业专业管理部门。比如,从第一机械部到第八机械工业部,分工很细。还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私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品种,制定了国家技术标准。建立健全了企业管理制度。围绕工业发展成立了一批科研机构、大学。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制定了科研、教育发展的重点。进行了广泛地社会动员,为经济建设服务。

     

      从产业布局上看,这个时期新建重点项目主要是在内地。沿海地区利用原有基础发展,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包括上海、天津、青岛等地区。产业发展重点是以军工产业、基础工业(能源、化工、石油、有色金属、钢铁)、重工业为主,兼顾轻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投资比为1∶7。

     

      “一五”计划的执行取得了重大成功。与1952年相比,1957年各种主要工业品增长迅速:钢产量从135万吨增长到142万吨;发电量从72.6亿度增加到159亿度;原煤从6353万吨增加到1.13亿吨;发电机从3万千瓦增加到22.7万千瓦;电动机从64万千瓦增加到105万千瓦;汽车从0到4000辆;等等。形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军事工业基本骨架初步建立,能够为部队提供制式装备。

     

      3.1957年到1978年的工业发展进程

     

      这个阶段工业发展基本上延续了“一五”时期的计划体制和工业化路径。但是,由于受到国内国际重大政治事件的冲击,即便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工业发展也未能相对平稳地进行。工业呈现大起大落的发展状态。这个阶段出现了对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发展道路的反思和改革尝试,但未能深入。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失衡,重工业过度发展,占用资源太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重工业内部过分倾向于军工产业发展,其他工业难以同步发展。

     

      在这个阶段,一些重大事件对中国工业发展产生影响,中国工业发展更趋封闭。从1953年到1980年共实施了五个五年计划,除“一五”计划外,其他计划未得到真正实施或在实施中出现重大波折。工业正常的发展规律、生产秩序和企业管理制度被严重忽视甚至破坏。正常生产过程被干扰,产品质量下降,新产品开发缓慢。产业布局大量转向西南西北内陆地区。

     

      这一时期进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尝试。曾经两次把中央企业下放到地方,但导致过度分散、重复建设,均以中央再度上收企业告终。随之而来的是有两个调整整顿经济秩序、恢复生产正常秩序的阶段,分别是1961年—1962年、1975年。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集中力量建设,恢复正常生产秩序。

     

      “三五”计划提出“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得到了通过,但没有落实。其间还制定、实施了1956年—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这个远景规划的执行还是比较成功的,而且这个远景规划包含了很多工业需要的重大科研项目,甚至军工的科研项目,极大带动了我国工业科研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另外,还进行了有限的经济体制改革尝试,例如试办托拉斯,以及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等等。

     

      关于这个阶段的产业布局,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搞“三线建设”。所谓“三线”主要是指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同时又提出中部及沿海地区各个省市要在自己腹地搞“小三线”。

     

      1964年到1980年“三线”投资占全国投资的近50%。1964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建设的工业项目达到300多项,其中钢铁工业14项、有色金属工业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工业10项、森林工业11项、建材工业10项、纺织工业12项、轻工业8项、铁路工程26项、交通工程11项、民航工程2项,从东部迁入企业49个。在西南地区,规划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长江上游万县到重庆的船舶工业基地。在西北,规划了航空工业基地、航天工业基地、电子和光学仪器基地、常规兵器基地等等。

     

      “三线建设”为了备战,强调企业选址要分散、靠山、隐蔽,违背了工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这些企业运行成本非常高,经济效益比较差。但是,也应该看到,“三线建设”对于改善西部经济不发达状态、改善工业布局有着极大的作用,为后来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1978年,西部地区工业品生产能力已经占全国工业生产能力的1/3,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巨大飞跃,也为后来西南、西北的开放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当时围绕着这些企业的建设,修建了大量的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这对西北和西南的大开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对于“三线建设”,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忽视经济规律、忽视企业建设规律所导致的损失和没有效率;另一方面,我们要从宏观上看,其积极意义还是不能低估的。

     

      最后,我想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发展做一个评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国内条件下,通过国家行政手段,集中资源,以计划体制发展工业有其必然性。计划经济体制从来就不仅是工业计划,也不仅仅是经济计划,而是围绕经济、工业发展进行的整体国家发展计划。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对奠定工业化基础发挥作用,而且对奠定锻造现代国家管理体制的过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形成现代国家管理体制的框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应对“千年未有之巨变”时,中国面临着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轨,探索重建中国现代“大一统”的模式与路径,这是很伟大、很复杂的历史使命。在这种情况下,重铸“大一统”现代经济管理模式,计划经济体制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围绕经济工业发展初步建立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国政府在全国建立了统一的财政、税收、金融、科技、教育、医疗、社会管理、治安、统计体系。从沿海到边陲,有效地置于中央政府管理之下。没有全中国的治理整合,就难以在艰苦匮乏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建设。通过不断摸索,政府逐步提高了对经济发展、工业发展的管理水平。

     

      当然,计划经济有其重大的缺陷。但是从历史角度看,我们回顾计划经济体制,必须把其对整合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贡献,给予充分地评价。在1949年到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化体系逐步建立,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建立起了相应的科技教育体系,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支持力量。例如,“两弹一星”的攻关,相当部分工作是在中国科学院和大学完成的。现代科技、教育体系的建立为后来改革开放奠定了科技、人才的基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前30年平均GDP年增长率是7.4%。1949年到1978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是13.5%。这在世界上都是相当高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8.2倍;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由30%提高到72%;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6.4%提高到57.3%。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农业工业国。1978年,原煤年产量由0.32亿吨增加到6.18亿吨;钢年产量由18.5万吨增加到3178万吨;年发电量由41亿度,增加到2566亿度;棉布年产量由18.9亿米,增加到110.3亿米;原油年产量由12万吨,增加到10405万吨;汽车年产量由0增加到20万辆。军工科研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两弹一星”取得了巨大成功,建立了相对完整独立的军工体系。

     

      1950年进出口总额是11.3亿美元,1978年已经是206.4亿美元。全国县县通了汽车,铁路通车里程由2.2万公里增加到5.04万公里。民用航空线由1.14万公里增加到14.9万公里。

     

      培养了一支由管理干部、技术人才、技术工人组成的工业发展队伍,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承接外来先进技术和先进工业生产力的工业基础。

     

      中国这一阶段仍然尽可能与外部世界接触。进出口贸易由1950年的11.3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17倍。在受到封锁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进行了技术引进。例如,引进了法国贝利埃重型商用车技术,引进了13套大化肥装备,引进了日本维尼纶成套设备,等等。

     

      4.1949年到1978年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首先,政治因素对工业发展形成了巨大干扰,导致了“大起大落”。中国工业发展、经济发展速度降低,进一步拉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1967年到197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5%,低于同期美国的9.1%、日本的6.7%。技术差距更进一步拉大。

     

      “宏观政策多变”,既定的五年计划难以顺利完成,受到干扰;“微观管理过死”,企业缺乏活力,既不能自主经营,又难以持续进行创新活动,技术进步缓慢。企业只是生产车间。企业家缺乏经营能力,管理水平落后。

     

      政府工业计划一般来说倾向于“铺摊子”、外延扩大再生产(建设新厂子),老厂技术改造不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过度强调自力更生,排斥外资、外部技术,使工业在封闭环境中技术更加落后。计划经济体制内,思想束缚,动员资源的手段相对单一,主要依靠农业、国有企业积累利润。国有企业利润几乎全部上缴,技术改造升级能力严重缺乏。条块分割、重复建设,阻碍资源优化配置。由于缺乏竞争,企业只是生产单位,缺乏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的能力,对内对外都是这样。

     

      产业结构严重失调。积累和消费失调,人们生活改善缓慢。“一五”到“五五”计划期间,积累率在67%以上。重工业与轻工业发展失调。1946年到1978年,重工业增长了90.6倍,年均增长16.9%。而轻工业只增长了19.8倍,年均增长11%。农业发展严重滞后,重工业内部失调。机械工业增长超过了原材料工业增长。1978年中国工业能够生产18万台机床,机床加工能力大于钢铁供应能力3—5倍。另外,能源紧张。由于基础设施落后,能源交通运输成为工业发展的瓶颈。当时的工业发展经常是以电定产、以运定产,有多少电力、有多少运力支撑,就生产多少东西。这也反映出结构失调问题。

     

      (三)第二阶段:改革开放时期的工业化发展(1978年至今)

     

      1.改革开放时期的工业发展背景变化

     

      把经济发展作为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冷战结束,国际环境相对缓和,中央作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时间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结论。连续大规模裁军,军工产业实行军转民,非军工部门得到了优先配置。1980年,农轻重比例由24.8∶32.4∶42.8,调整为27.2∶34.36∶34.44。对轻工业发展予以“五个优先”,在能源、投资、原材料、运输等方面优先保证。进一步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一批能耗高、技术落后、长期亏损的工业企业,对三线军工企业分别实行“关、停、并、转、迁”。国家工业发展轨道从某种程度的“准战时”状态转向和平时期的发展状态。

     

      解放思想,大胆改革试点,在改革开放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指导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思想方法。

     

      2.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工业发展转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陆续推出了重大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大力推进和利用外资,包括外国政府贷款和私人投资。鼓励外国企业在华建立合资、独资企业。制定了吸引外资开办合资、独资企业的一系列法律。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为外资进入中国铺平了道路。外贸改革赋予了一部分地区、企业进出口经营权。1979年,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设立特区,这四个特区就是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通过开办这些试点特区,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经验,铺平了道路。1984年,进一步确定了14个沿海城市开发。在这些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建立经济开发区。在对外开放中,中央政府通过简政放权、让利减税等政策予以推动。

     

      在计划经济体制内,也开始改革。原来严格控制所有资源、所有项目的计划,向具有某些弹性转变。中央项目资金来源已经多元化,包括外资、财政投入及企业自筹等。中央划定项目审核限额,限额以下地方政府可以直接审批。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前提下,发挥自己的生产能力,为市场生产、销售产品。投资决策权与经营管理权逐步分离。实行“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计划内产品价格政府控制,计划外产品市场定价。

     

      国有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鼓励了企业积极性。保证完成财政收入任务之后,企业可以有利润留成,这样就有了自我改革和自我发展的动力和能力。1978年以后,大部分企业采用了形式多样的上缴利润包干方式。承包方式也进一步不断地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实行分税制改革。1994年,实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两种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定价为8.72人民币兑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汇率贬值33%,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措施。汇率改革为中国当时崛起的乡镇企业,从事出口加工,发挥中国低廉劳动力密集优势,创造了条件。汇率改革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今天中国工业格局的形成,甚至改变了当时亚洲产业的国际分工,这个意义不可小觑。

     

      20世纪80年代的政府机构改革,把原来按照产业划分的工业部门改组成了全国性工业公司,同时建立了中国国际信托公司、招商集团等经营机制更加灵活的综合性公司。让过去的中央工业管理机构整体转为央企,按照市场规律,以市场机制发挥企业自主发展能力在市场中竞争和发展。另外,在推进企业股份制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开了股份制。

     

      政府逐步退出企业微观经营领域,从出资人的资产管理角度考核企业。政府财政投资逐步退出竞争性企业。国家财政不再投资一般性竞争企业了,转变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财政由支持建设逐步转向公共财政。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企业对国有企业体系进行了力度很大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抓大放小”,以拍卖、重组、经理人收购等方式,处理了大批竞争领域的中小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员工大量下岗,也加速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

     

      在这一时期同时崛起了大量的乡镇企业。1978年到1995年,乡镇企业数量由152.4万个增加到2202.7万个,工业总产值由493.1亿元增加到6891.2亿元。乡镇企业贡献了40%以上的工业产值,吸纳了半数以上就业人口。乡镇企业的崛起使我国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同时也增加了工业的外向度。

     

      我国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国有企业的银行坏账、国有资产,使中国金融企业能够达到国际运营标准。

     

      放松行政指令性计划为主的宏观计划管理方式的同时,我们学习日本制定产业政策的经验,开始在重要工业领域推出产业政策。第一个由国务院颁布的产业政策是《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推出二十余年来,中央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手段逐步成为财政、金融、产业三大政策共用的宏观调节方式。实践证明,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宏观调节方式,使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避免了大起大落,实现了稳步地较高速增长。这是很了不起的。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加入WTO以前,我们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权衡利弊,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采取扩大内需以及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等多种政策。支持香港特区成功阻击了索罗斯的金融袭击,维持了亚洲经济稳定。

     

      这一时期的产业发展的重点。首先是支持轻工业优先发展。20世纪80年代,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老企业改造)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资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在“六个优先”政策支持下,轻工业迅速发展,使人们生活得到改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其次是发展支柱产业。党的十四大提出的支柱产业有建筑业、汽车工业、机械电子工业、石化工业。这些产业后来在21世纪成为发展较快的支柱产业。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基础产业(公路、铁路、能源)得到大力发展。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同样扩大了对基础产业的投资。为了支持基础产业的发展,中央还出台了征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资金”的办法,以筹集资金。

     

      这一时期的产业布局特点。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由于外资的进入、政策的倾斜,中国工业发展重心在沿海。沿海和内地的工业水平规模差距拉大。当时的构想是:东中西部产业通过梯度转移,逐步发展。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开发在中央政策支持下开始加速。一是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大力支持;二是制定了支持西部开发的优惠政策;三是鼓励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中央陆续提出振兴西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沿海沿边开放等政策,推动了我国产业转移逐步加速。近年来,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这说明我们产业发展在地域上更加均衡了。

     

      3.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2000年至今)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又一次进入了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阶段。1998年到2006年,中国重化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在16%以上,轻工业平均年增长率在12%以下。在工业增加值中,重化工业比重占69.5%,轻纺工业比重占30.5%。创造了自工业革命以来钢铁产量的奇迹。我们的钢铁产量到现在还相当于欧洲、日本、美国的总和。这次重化工业发展是国内、国际市场牵引的结果,特别是国内房地产和汽车工业等新需求崛起的结果。

     

      随着中国加入WTO,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政府对企业微观管理和干预大大减少。外资、外企进入中国步伐大大加速,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范围进一步放开。中国企业充分利用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加速走向世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工业企业基本面向市场生产经营,市场成为引导企业的根本因素。

     

      加入WTO,促使中国进一步减少了对企业的规制,企业生产经营空间进一步增大。根据加入WTO后对政府行政管理的新要求,我国相继清理了300多项相关的法律法规。另外,通过逐步降低关税保护,促使企业在开放的竞争中提高竞争力,也进一步增大了改革开放。加入WTO,也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加入WTO对中国工业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在加入WTO六年后,我们进行了一次相关评估。首先,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按可比价计算,2001年到2006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7%,分别高于第一和第三产业7.3和1.4个百分点,高于GDP增长1.6个百分点。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很多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于世界前列。在这六年期间,我国企业得益于多种形式的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工业各行业的装备技术水平均出现了大幅度提升。我国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总体上也在不断改善。总资产贡献率从2001年的8.91%提高到2006年的12.74%,提高了3.83个百分点,其他方面各项指标都得到改善。2000年,我国专利申请授权总数为105345件,2006年上升到268002件,增长1.54倍。我国企业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提高。2000年到2006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经费内部支出从823.7亿元上升到3175.8亿元,年均增长25.2%,这说明我国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自主研发意愿在提高;同期,技术引进经费从245.4亿元上升到320.4亿元,年均增长4.5%,后者占前者的比重从29.79%下降到10.09%,说明大中型企业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度在降低。

     

      加入WTO,我国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产业安全总体上处于基本安全态势。在这个阶段,我们成功应对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2008年11月实施了4万亿的投资拉动内需计划。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产业发展重点转向战略性新型产业。2009年陆续推出钢铁、汽车、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轻工、石化、有色金属以及物流业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今天,得到政策支持的十大产业在世界上都居于前列。

     

      随着中国工业化规模的扩大,规模扩展已经不是中国工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工业进入了生产要素价格全面提高的阶段,生产成本持续提高,对粗放的、外延扩大的生产经营方式提出了挑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在逐步释放改革开放前积累的潜在生产能力。但是进入21世纪,依靠释放存量要素、维持增长的潜力已经很小了;人口红利消失,低生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新挑战。民众对自然、生态的维护越来越自觉,也迫使工业发展不能不进行转变。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中国工业水平的提高,外部环境的变化,引进技术的空间逐步缩小,创新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我国发展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先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工业要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得以形成,其主要内容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转向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创造性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性提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等。

     

      我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走创新发展之路成为工业发展的核心战略。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国工业生产能力向欧亚大陆、非洲、东南亚扩展。另外,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从经济发展计划转为指导性经济发展规划。不再以GDP考核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进一步放松政府管制,“法无禁止即可为”,对外资、外企推行“负面清单”管理,设立自由贸易区,对外开放空前深化。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我们设立了金砖银行、亚投行,为中国工业“走出去”创造了条件。这是中国首次在世界范围有了可控的金融机构,并且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推进城市化进程,鼓励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鼓励劳动者进城。制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并且根据中国工业发展实际情况不断予以修改。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鼓励现代服务业发展。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国家这两年对小微企业予以税收优惠。

     

      在产业布局方面,中央开始关注中部地区的崛起和东部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推动“沿边开放”,等等。对经济发展做了主体功能区划分,分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京津冀一体化加速。中低层次产业低附加值部分开始向周边国家转移。“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指明了未来中国工业区域化以及全球化发展的目标。欧亚大陆一体化促进了中国内陆的工业发展,改变了亚洲的工业布局、国际分工。亚洲经济发展、工业发展已经由过去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阵模式”,转变为以中国为领头雁,日本、韩国紧随两翼的“雁阵模式”。

     

      四、中国工业化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未来展望

     

      1.新中国70年工业化取得的辉煌成就

     

      目前,中国GDP总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90万亿元,以不变价计算较1952年增长174倍,年均增速8.1%;人均GDP从119元提高到6.46万元,实际增长70倍。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49年实际增长59.2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1956年实际增长28.5倍。我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连续6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使用外资第二大国、对外投资第二大国。195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11.3亿美元,201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4.6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223倍,连续两年居世界首位。服务进出口总额7919亿美元,比1982年增长168倍,由第40位升至世界第二位。

     

      出口结构不断优化。20世纪90年代,工业品出口已经在中国出口中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已连续10年保持机电产品全球第一大出口的地位。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仅低于机电产品。

     

      中国工业增加值由1952年的119.6亿元提升至2018年的30.5万亿元,年均增长9%。工业增加值GDP占比超过40%。目前,中国钢铁、水泥、汽车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随着工业化不断推进,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首次超越美国,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2019年中国(含香港特别行政区)共有119家企业跻身世界500强,成为上榜企业数量排名第二的国家。我国钢铁工业、汽车工业持续保持了产量、销量全球第一的地位。另外,我们在移动通信、现代核电、载人航天、量子科学、深海探测、超级计算等领域取得重大产业和科技成果。

     

      70年来,我国从传统农业国转为现代工业国成效显著。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我国成为世界唯一的、拥有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截至2018年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万亿元。城镇化率由17.92%提高到53.73%。农业就业人口占比,从70.5%下降到31.4%。高速铁路里程世界第一。发电量世界第一。

     

      研发投入在前几年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这是很了不起的,说明我国工业研发能力、创新能力有了长足的提高。中国工业化已经进入后期。我们可以说,1840年以来,志士仁人、中国人民孜孜不倦努力奋斗的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基本实现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推动了百年未有之巨变。中国工业化进程对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仍然存在着对政府投资的某种依赖;第二,增长仍然粗放;第三,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导致资源低效、浪费,重复建设;第四,产能过剩在传统工业中表现明显;第五,某些领域存在着垄断,比如能源、通信等领域;第六,政府职能尚未充分转变,国有企业改革有待深入;第七,普通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生活质量有待提高;第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仍处在探索之中,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不足;第九,高技术产业在关键装备、关键技术、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上仍然水平落后,存在着对跨国公司的依赖,产业链条不完整、产业安全程度不高;第十,企业创新能力仍然不强,技术储备不足;第十一,缺乏小而精的专业化企业;第十二,缺乏有国际影响力、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跨国公司;第十三,某些企业、某些企业家缺乏长期坚持实业的精神,动辄搞“财计”,转向金融投机;第十四,国内技术水平最高、最具创新能力的军工产业顺畅地向民用领域转移技术的机制,仍然有待建立。

     

      中国工业由大到强的跨越,仍在行进途中,当然这是以全球最先进国家为目标。我们仍然不可懈怠、不可骄傲,仍然需要努力奋斗。

     

      3.中国工业化道路所取得的经验

     

      中国工业的发展,走过了一条“国家力量整体启动,逐步发挥市场作用,发挥民间力量”的道路。早期计划经济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大程度上是在释放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生产力红利。工业结构的形态:改革开放前,政府意志起到了很大作用;改革开放后,工业发展逐步转移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轨道,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包括规划、宏观调节等,这种“干预”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有着根本的不同。从全球来看,这也是一条独特的工业发展新路。

     

      宏观改革与微观改革协调进行。工业体制机制的改革开放走了一条渐进之路。国有企业改革有选择、有重点,同时注意了保障劳动者利益。工业化与城市化并重。工业发展要尊重自身规律。政治稳定是改革开放的前提。实行有管理的、渐进的对外开放,兼顾各方面利益。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中取得的一条经验。

     

      国有企业体系与私人企业体系相对独立发展,又逐步融合。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协调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有重点、有步骤。国有企业改革要以国家财税体制改革为前提。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中仍然居于不可替代的地位。

     

      工业发展要考虑社会承受力。工业化推动,要充分考虑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的整体进步。

     

      坚持自主发展、创新发展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4.中国工业化的未来展望

     

      我想展望一下中国工业化的未来。我认为,到2030年,中国工业有可能基本完成由大到强的转变。我国具有成为工业强国独一无二的条件:近14亿人口的消费快速升级的巨大市场;独一无二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基础设施全球第一;世界第一的庞大的技术工人队伍;世界第一的庞大工程师队伍;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快速增长;专利申请居世界第二位,发明专利日趋增加。另外,我国具有70年来行之有效的经济、工业发展体制和政府丰富的、独特的宏观发展与调控方式、经验。

     

      2010年以来,我进行了一个“企业核心技术能力评价体系”的课题研究。根据这个体系相关指标来看,2010年时我们多个主要产业与国际水平存在5到10年左右的差距。现在,时间过去了9年,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再过10年左右,主要产业与发达国家水平会更加接近,甚至可能超越。

     

      对于当代中国工业化水平所处位置,目前有不同的说法。我讲讲个人的看法。我们先整体以韩国为标准进行对比。因为韩国是一个新兴工业国,也加入了经合组织,是一个公认的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我国主要产业在水平上已经和韩国相近。我们产业工业体系之齐全在很多领域里韩国是追不上我们的,比如航天、原子能、核工业等领域。另外,有些产业我们已经接近或者超过韩国了。再从直观比较来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从天安门前经过的那套装备,当今世界有谁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研发生产?只有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处在除了美国之外的工业第二梯队。我国科技创新已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新阶段,工业发展也是这样。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很难简单地跟欧洲那些中小型的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有的一些工业,它们根本没有。与欧洲、日本相比,虽然总体上仍然有差距,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有些产业超过了欧洲国家、日本。所以,“三跑并存”实事求是的,中国制造业已经进入第二梯队。从目前情况出发,我认为最迟再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到2030年左右,我国将基本完成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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